有力的臂膀

 文/陈玉福

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建都在今宁夏银川市，鼎盛时期曾与两宋、辽、金鼎足而立，疆域横跨今宁夏、甘肃、青海、陕西、内蒙古等地，自公元1038年至公元1227年间，历时189年。

189年是西夏正式建国到最后灭亡的时间，但从公元9世纪末期，党项人建立夏州政权开始到覆灭，其对河西走廊及甘州的直接控制和影响却长达200余年之久。也就是说，在李元昊称帝之前，张掖已经被党项人实际占领，继甘州回鹘之后成为又一个控制张掖的少数民族势力。不过，为了拉拢善战的回鹘人为己所用，西夏攻破甘州回鹘牙帐迫使回鹘可汗和一部分贵族、大臣自杀后，采用羁縻管理的怀柔政策，没有对甘州回鹘赶尽杀绝，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给予了权限，让回鹘人代管张掖。这一时期，张掖地区境内不但有回鹘族，还有大量吐蕃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生活居住，西夏对这些民族都充分包容，相对处于公平生存阶段。各民族和谐相处，极大地保持了河西走廊繁荣安定。

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既有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又是东西交通的咽喉和关陇的屏障。“欲保秦、陇，必固河西”。历代西夏统治者都把河西地区作为与宋、辽、金各国周旋、抗衡的基地，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开拓经营。

西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河西的控制，在河西地区设立卓啰和南、甘肃、瓜州、西平等监军司。甘肃军司主管甘州和肃州军务，这也是“甘肃”出现在历史上的正式记载。党项民族尚武善战，全民皆兵是西夏军事制度的特色，兵民一体，战时出征，平时生产。在这种军事体制下，甘肃监军司的十多万士兵成为开发河西的主要劳动力资源。

西夏政权的建立，使党项族成为统治民族，吐蕃占据河西时，不仅大批吐蕃部落迁入河西地区，而且河西的大部分汉人也已“吐蕃化”。西夏统治时期，这些吐蕃部族仍在河西活动，成为西夏境内的一个民族。甘州回鹘被攻破牙帐后，也成为西夏统治下的河西居民。这些少数民族成为历史上开发河西、经营河西的重要力量。

历史上的河西地区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民族关系复杂，矛盾斗争较多。西夏占领河西以后，民族问题仍是一个极为复杂、敏感的话题。西夏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在服从党项统治的大前提下，允许保留各民族自治，拥有部分权利。甘州地区原先的回鹘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西夏统治者允许甘州回鹘“各立君长，分领族帐”，保留其自治权和单独向辽、宋入贡和贸易的权利。

西夏法令规定党项人与吐蕃人均为“主户”，吐蕃人与党项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在西夏国中，异族官员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职位，而不是族别。法令规定，党项、汉、吐蕃、回鹘官员们一起共事时，必须依据本人地位的高低按序就座。党项族大量吸收汉、吐蕃、回鹘等各族文化，各民族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这有利于西夏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间相互融合。

在汉武帝时期霍去病攻占河西走廊之后，河西走廊就从游牧区逐步变成了农耕区，汉族人口不断增加，虽然西汉末期和王莽末期因为战乱，当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但汉人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汉末曾经失守，但汉魏嬗代完成后，曹真坐镇雍凉，又收复了河西走廊，打通了西域。永嘉之乱后，中原丧乱，人不聊生，凉州刺史张轨控制下的河西地区相对和平，大批中原地区的汉人逃往河西避难，是河西走廊比较繁荣的时期。

此后，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持续时间很长，尤其是西凉的势力延伸到了今天的新疆东部吐鲁番、哈密一带。一直到北魏崛起，先后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割据势力，重新控制了河西走廊，并强迁了当地豪强及乐户、文士到当时的北魏首都大同。一直到唐朝已经大体上统一全国，今天吐鲁番、哈密一带的高昌国大体上也还是以汉人为主的，杂居当地的胡人也在逐步汉化过程之中。

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失陷，这一过程完全被逆转。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河西地区被吐蕃视为“幸福之地”，大量藏族人口迁入，至今仍然有些藏族在河西走廊繁衍生息，比如张掖肃南县的马蹄藏族乡，就是以藏族人口为主的聚居区。马蹄寺曾经是佛教文化东传中原的重要遗迹，后来也变成了藏传佛教。

河西地区是西夏的后方基地，战争中掳掠而来的人口在这一地区安置得较多。西夏军队中有专以俘掠人口为职责的“擒生”十万人，他们俘获的人口必然众多。西夏统治者曾得“脆怯无他伎者，迁河外耕作”。即迁他们到西宁、乐、廓、积石四州从事耕作或至甘州、肃州屯守。显然河西地区也是他们的农耕区。这一时期河西原有的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并占有较大的比例。

历代以来，河西走廊都是事关各王朝与西域诸国经济贸易通畅和边境安定与否的重要枢纽地区。自汉武帝征战河西打开国之臂掖开始，河西四郡便成为中原王朝统治疆域是否完整的度量衡，守住河西代表着国家领土完整，失去河西走廊的统治则意味着门户大开直面异族威胁。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无力统御河西逐渐走向衰败，失去河西走廊的掩护关中门户洞开，吐蕃势力不断东进，唐朝在关中毫无安全感可言，中晚唐的版图基本上恢复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状态，甚至还要更小一些，因为陕北、天水等地还在秦朝的控制之下，而唐朝也基本上失控了。全盛期的吐蕃能够控制的地方甚至前进到今天的平凉地区，而这里离西安只有不到三百公里，实际上相当于骑兵部队一两天的行程。此间时期，河西走廊以及被吐蕃占领的地区，逐步和其它民族相互融合，当地汉族的生活习惯也逐步被同化，河西走廊和天水地区都出现了汉人为主的游牧部落。吐蕃崩溃之后，河西走廊曾经发生过起义，即沙州张议潮的归义军势力，汉人重新控制这一地区。张议潮死后，河西少数民族不受节制，其侄张淮深派人向唐朝上奏，希望能够得到援助，但唐朝此时自保不暇无力西顾，最后还是被消灭了。

宋朝统一之后的版图大体上和中晚唐能够实际控制的区域一致。同样因为没有河西走廊的掩护，关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成为沦陷区，环庆路、秦凤路都成为边境地带，这个地区以北和以西，都是由正在崛起过程中的党项实际控制。到宋仁宗时期，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政权，并在之后越过贺兰山，占领了河西走廊，张掖作为河西走廊中心腹地成了西夏境内重要性仅次于兴庆府的城市。

实际上，如果中晚唐和宋朝能够有效控制河西走廊，党项在西北是很难崛起的，即使崛起了，战略上也是被三面包围的处境，很难对内地形成实质性威胁。但是因为没有河西走廊掩护，所以中晚唐的时候吐蕃能够多次蹂躏关中，西夏崛起之初，北宋甚至出现了迁都以避其锋的意见，也有人认为应该直接放弃关中，退守潼关一线。好在宋朝人多钱多，才靠着堡垒线逐步稳住了局势。

宋神宗时期经过变法改革之后，宋朝国力有所提高，开始逐步向西夏发起反击，并且攻占了河湟地区的一部分，但同样因为无法实际有效控制河西走廊，缺乏掩护新开辟的地域难以自给，不久之后就放弃了。到北宋末期，虽然再次主动讨伐西夏，占领了一些地区，但这时的宋朝已经是强弩之末，占领了没多久北宋就灭亡了，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河西走廊游牧化的趋势。河西各地市都有吐蕃和西夏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文物遗迹，就是对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对河西走廊形成影响力的有力证明。比如对吐蕃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来自敦煌出土的文献，而这里之所以会有吐蕃文献，就是因为吐蕃曾经在这里建立过实际有效的统治。西夏也一样，张掖市内现存的大佛寺就是当时的西夏国寺，专门为西夏王公贵族礼佛祭祀所建，张掖市博物馆，包括各县区的博物馆都收藏有西夏特有的陶瓷器具。

元朝时期，蒙古消灭西夏占据了河西走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原王朝对西藏的首次有效控制。元朝崩溃之后，河西走廊一度被已经逃往蒙古草原的北元占领，一直到明朝初期，朱元璋派冯胜率兵西征，才驱逐了残元势力，重新占有了河西走廊，并将河西中心腹地的张掖设置为省会，军政主管机构都派驻甘州进行驻守，实际有效控制的范围一度延伸到哈密一带。即便是在明朝中期武力衰退之后，也只是退守嘉峪关一线，一直坚持到明朝灭亡。

从汉武帝时期占据河西走廊，并迁徙汉族人民进入当地进行屯垦和开发，到安史之乱河西走廊失陷，这个时期长达八百年。这是河西走廊历史上从游牧逐步转向农耕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而在安史之乱河西走廊失陷之后，到明朝收复河西走廊，又过去了七百年，而这个时期中原王朝始终无法建立起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完整防线，处于游牧民族的严重威胁之下。

由于游牧民族缺乏规划和建设能力，正是在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也开始严重退化，原来的农田逐步退化成游牧民族的草场，游牧民族的过度放牧又导致草场进一步退化，变成戈壁滩和沙漠，农耕区不断缩小，自然环境逐步恶化。如此一来，已经在这里落叶生根、繁衍生息的汉族人口要么迁徙回到中原，要么迁到西域，要么就只能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

因此，河西走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果中原王朝能够有效统治河西走廊，既可以在战略上形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完整防御体系，武力强盛时也很容易进入西域，行扩张领土之便利。向南，如果能够实际控制河西走廊，就能够以此为根据地，攻取青海并建立起对西藏的防御屏障进而统治西藏。明朝后期虽然没能打出嘉峪关夺回新疆的控制权，但却始终牢牢扼守着河西走廊，所以西藏并未成为威胁，对蒙古的封锁也始终是有效的。对中原王朝而言，保持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才能够掩护关中地区，使关中成为腹地，而不是像中晚唐和北宋一样，关中也成了前线。有效据守河西走廊就是打出去的一只有力臂膀，拥有河西控制权就不太容易出现像北宋面对西夏时那种随时都准备放弃关中的局面。

如果从地图上看，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一些。今天的陕北到鄂尔多斯一线大体在西安的正北方向，而这里也是长城线的中间点，向西直到嘉峪关和向东到山海关的两条线，就像中原地区向北长开的两条手臂。失去了河西走廊，就等于一个人失去了一条手臂，半边身体就暴露在敌人面前，在面对威胁时只能躲闪，而无力还击。只有同时保持着两条手臂都张开的中原王朝，才能更好的掩护中原地区，保护自己的身体，张国之臂掖的意义就在于此了。